《相由心生》的镜像辩证法 ——论粤语诗中的媒介异化与主体重构 文/袖子 在当代汉语诗歌的星丛中粤语写作始终保持着特殊的文化张力。
树科这首《相由心生》以媒介批判为表以存在追问为里在方寸之间构建起多重辩证关系。
全诗十八行分四节每节均以冚唪唥(全部)的重复开启形成机械复制的节奏感恰与其批判的电视媒介形成形式同构。
这种自觉的文本策略令我们想起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着名论断:当艺术模仿媒介时反而获得了批判媒介的资格。
首节镜像与品相的并置颇具深意。
拉康的镜像理论在此遭遇粤语特有的概念重组品相既指物件的成色质地又暗含道德评价双重语义将主体认同问题推至前台。
电视媒介制造的活色生香幻象令人想起波德里亚对拟像社会的警告但诗人用万般喺象的粤语表达(喺即是)将哲学思考植根于方言的肌理中。
这种语言选择本身即是对文化霸权的抵抗正如余光中所言:方言是抵抗文化均质化的最后堡垒。
第二节的语义游戏堪称后现代诗学的典范。
象唔喺象/象喺像喺相三行内完成从现象到本质的哲学跃迁。
象在粤语中兼有现象与大象之意诗人利用这种多义性构建起德里达式的解构链条。
当电视图像被拆解为有嚟有往(有来有往)的信息流却又冇形冇状(无形无状)时媒介的虚拟本质昭然若揭。
这种表达方式令人想起禅宗说似一物即不中的机锋在岭南文化的语境中焕发新意。
技术批判在第三节达到高潮。
采编发射波长的工业化流程对应着电模电样(电子模样)的标准化输出。
诗人刻意选用嘟这个兼具拟声与副词功能的粤语词(意为都)让精物(精心制作的物品)与心心形成诡异对照。
这种修辞策略近似本雅明所说的辩证意象在最小语言单位中凝聚最大张力。
当哭笑都被媒介编码为心心表情符号时当代人的情感异化已不言自明。
全诗最深刻的洞见在于标题相由心生的颠覆性诠释。
这个佛学典故在媒介时代获得新解:当心被电子信号重构相便成为权力规训的产物。
但诗人通过粤语特有的否定性表达(如冇形冇状)在解构中保留重建主体的可能。
这种思维路径令人联想到霍耐特承认理论中的主体间性构想却又带着岭南文化特有的世俗智慧。
从诗学传统看该作延续了香港三及第文体(文言、白话、粤语混用)的创新精神。
但将信息电模电样这样的科技术语纳入粤语音韵系统又展现出数字时代的语言自觉。
这种尝试可比拟庞德《地铁车站》的意象并置只不过树科的诗行间流动的是光纤而非蒸汽。
在文化地理学层面该诗诞生于京港高铁的特殊时空更具象征意义。
当湘省段的地理标识与粤语诗并置某种文化共同体想象已然浮现。
这或许暗示着方言写作的新可能:在高速流动的现代性中地域性非但不会消失反而会因差异性的碰撞获得新生。
《相由心生》最终揭示的是媒介社会中主体性的困境与出路。
当电子镜像吞噬真实体验时诗人用方言的抵抗性重构了品相的评判标准。
这种努力既延续了从屈原到闻一多的汉语诗学传统又以粤语的独特韵律开拓了新的表达空间。
在文化工业无远弗届的今天或许唯有如此扎根地域又超越地域的写作才能守护住心心不被异化的最后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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